在面试投靠者的时候，曾国藩察言观色，细致分析，以求人尽其才；文采好的，就去做文案工作；有胆识、有谋略的，就派去打仗；学问好的，就派去校勘书籍；谨慎的就派去筹办粮饷。曾国藩仿佛有一双“火眼金睛”，他总是能准确地抓住人才，让其发挥自己最大的才能。识人、辨人、用人，这套功夫，绝非一般官员可以企及的。

曾国藩还是一个号称“一宗宋儒，不废汉学”文人，所以他非常尊重大儒和学者。因此，他身边还笼络了一批如钱泰吉、刘毓崧、罗汝怀等大儒。曾国藩的幕府，就如同一个小朝廷一般。

曾国藩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，提拔了很多士子，所以，他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，当时就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“圣相”。

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人。他人格精神力量十分强大，从年少时，他便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，用以自我反省。曾国藩还特意留下了一本《家书》给自己的子孙。曾国藩在这本《家书》中，阐述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己的精神境界。

曾国藩还是后来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。其实，由于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，曾国藩内心是鄙夷，甚至是厌恶维新派的。因为维新派“奉洋若神”。

然而，“洋船上下长江，几如无日无之”的景象，让曾国藩渐渐接受了一个词，叫“师夷自强”。

咸丰十年（1860）的时候，曾国藩曾在奏折中谈道：“将来师夷以造船制炮，尤可期永远之利。”第二年，他支持向洋人购买船炮，以“围剿”太平天国军。

湘军攻克安庆后，曾国藩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——安庆军械所，专门制造洋枪洋炮。

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，大清王朝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平稳期，后世称这一时期为“同治中兴”。在这个事情，曾国藩开始加入了推行洋务的行列。

对此，曾国藩有清醒认识，他认为，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，西方经济则是以商业为主。而且，曾国藩还从经济体制来分析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。曾国藩认为，西方国家的社会财富，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手中。掌握了经济权，也就掌握政权，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。

由于这样的深刻认识，在“剿灭”太平天国之后，曾国藩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上，倾注了很多的心血。

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曾国藩在上海购买机器，制造枪炮，可惜由于经费不足，制造局周转困难。次年，曾国藩据理力争，请朝廷特批一项专款，作为购买和制造轮船的费用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才正常运转。

三年后，也就是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中国第一艘现代化火轮出炉，船体长18.5丈，顺水时速达120华里。曾国藩将这艘火轮命名为“恬吉”。

“恬吉”号在吴淞口试航，到达南京后，曾国藩亲自登船感受。后来，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：“中国自强之道基于此。”

曾国藩认为，制造兵器、炮船，应该以培养中国人自己的能力为主，国人只有学会制造的原理和技术，才能真正认识到西方科学的重要性。可以说，曾国藩是把“师夷自强”的提法转化为了实践。

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天津教案爆发。